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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亮: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叶建亮 时间:2020-08-31

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制造业回流和中美产业链脱钩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标志着一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幕正快速拉开。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巨大不确定性,不仅事关我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直接影响未来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

全球产业链布局与重构的演变

产业链,本质上就是生产分工体系在时间和空间分布节点的物理表现和协作关系的总和,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产品供应链,在宏观层面则表现为利益分割的价值链。产业链的形成是生产分工的结果,其根本动力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种分工节点的组织策源和利益分配的主导方式因产业特征和竞争能力而呈现多样化,并大致区分为生产主导的产业链和消费主导的产业链。前者是以生产企业为核心组织协调分工链条,典型的如飞机制造的产业链(波音模式)。后者是以销售企业为核心,重点在于商业组织架构和分销渠道控制,以沃尔玛的采购分销产业链(沃尔玛模式)为代表。不管是何种形式,产业链均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进行组织和发生裂变。

产业链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生产活动的空间结构。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产业链开始形成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全球性的产业链重构。第一次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使得全球产业重心转向了北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上游产业成为产业链重构和整合中的主导力量,支配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产业链重组。第二次比较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以日本、拉美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兴起为主要表现。全球产业重心开始向亚太周边国家扩散,以轻工消费品和电子产品为主要力量。第三次比较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业重心进一步向中国转移。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产业转移和产业链得以进一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

可以发现,尽管战争和政治较量对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重构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但是,追求更为低成本、高效率的分工和生产协作体系才是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原因。每一次产业链重构,都是一次共赢的进程。一方面,原有产业中心基本主导了价值链的分配,并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实现了产业创新和产业链升级;另一方面,新兴的产业链接入地开始依托禀赋优势,实现其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不确定性增加

与历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相比,本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和策源都有显著的不同,其走向的不确定性也明显上升。

首先,本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明显带有政治较量的特征。一些发达国家罔顾经济全球产业链分工给各国带来的互利共赢的基本事实,从政治利益出发强行阻断产业链。在常规产业领域,不顾比较优势,强推制造业回流政策;在高端产业领域,利用其技术优势排挤中国,把现有的全球产业链推入混乱的境地。这些明显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举措,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效率让位于政治利益。

其次,本次产业链重构呈现某种意义上的反“雁型模式”特征。以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产业转型,大都是低效率产业链由先行国家或地区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也称“雁型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先行国家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始终居于产业链的“领头雁”地位。而当前,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和高技术设卡,既阻断了以往产业链的顺次转移重构,也打乱了产业链进一步转移扩散的步调。

再次,巩固和赋能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受到极大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原本是全球产业链格局的有利推动者和维护者,现在越来越成为政治力量的较量场所,其在协调和治理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中的功能受到极大的掣肘。而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在执行区域性治理功能的同时,也进一步瓦解了全球化的力量,使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

最后,承担全球产业链分工实施主体的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削弱。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实施者与动力源,对塑造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制度与规则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产业链布局中的力量受到了进一步削弱,甚至一些跨国企业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牺牲品。跨国公司不得不屈就于东道国的政治压力,来重新布局产业链。

推进我国产业链升级重构

中国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从策略上说,继续维持和深化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符合中国利益,而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产业链地位,也有能力去推动和维护产业链的全球重构。

第一,推动产业链由供给为主导向以需求为主导转变。中国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领先优势,是推动产业链整合主导力量转变的重要基础。持续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市场消费的重要支撑,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优势,有助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整合产业链,从而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为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促进消费升级。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不断推动电子商务业态和模式创新,加快推进商业领域的数字化,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数字化商业领域的领先优势,从而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中增强影响力。

第二,以改革和创新来持续推进产业链补短板。要辩证看待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对产业链的冲击,在合理区分产业核心领域和外围领域的基础上,重点补齐产业链的短板。以外围产业链外迁和加大进口来缓解贸易摩擦,也为产业链补短板争取时间和空间。集中资源,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深化改革,加快在“卡脖子”的产业链形成突破,摆脱在核心产业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第三,要全面准确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着重突出产业链的双轮驱动。在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指明了方向。启动国内经济循环是产业链内外双轮驱动的基础和保障。一方面,必须有完整的国内循环产业链,这既是中国庞大国内市场规模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产业链断裂风险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必须嵌入全球产业链中,才能持续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第四,更加重视全球产业链调整中的规则重构。一方面,要持续、务实地推动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尽可能“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对于“走出去”的企业,加强国际法律和规则培训与援助,提高对国际普遍规则的认知度,尊重国际规则标准,严格遵守各国法律法规。政府、组织和有关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和相关产业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提升地位和增加话语权不断争取空间。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8月26日发表,作者:叶建亮,单位: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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