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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军: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作者:周建军 时间:2020-09-07

一、美日德政策牵动全球产业链

跨国公司产业链异动的系列消息,主要涉及美国政府官员支持本国企业回迁或转移的表态、日本政府支持本国企业转移、德国政府对于外国公司并购实施更严格审查等方面。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2020年4月初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支持美国企业迁出中国,搬迁支出可以计入相关费用抵扣。彭博通讯社4月8日报道,日本政府已从经济刺激方案中拨出22亿美元,帮助制造商转移生产基地。德国政府4月8日宣布修改《对外经济法》,旨在对非欧盟国家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执行更加严格有效的审核标准,以避免关键漏洞。

二、跨国公司会大量迁出中国吗?

(一)美国的情况

首先,美国跨国公司打造的全球产业链,与其“外包”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包括汽车、半导体产业在内的美国企业累计在中国投资近千亿美元,通过中国庞大的市场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再次,美国企业回迁本国的意愿有多高并不好说。即使企业有意愿,但包括原料药在内的相关产业在短期之内大量回迁美国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能否较快恢复是不确定的,带给跨国公司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二)日德的情况

首先,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在各自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相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企业更容易在短期之内回迁母国。

其次,德国和日本的市场体量无法支撑众多高技术产业在本国的自我循环,这使得日本和德国经济高度依赖与外国经济的联系。

再次,日本和德国企业是全球产业链的受益者,同样在中国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最后,就日本政府的回迁补贴而言,几十亿美元可能是杯水车薪,并不能支撑企业的开支。

(三)中国的情况

首先,中国制造业虽然在质量效益、技术创新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但是,受益于在市场规模、产业齐全、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既有基础,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的规模和布局使其具有了总体优势。

其次,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贸易的20%左右来自中国,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业链有较大的依赖,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比例较高。

再次,中国产业链的优势既体现在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等方面,也体现在产业配套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方面。

最后,相比一些国家,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展现的体制优势,让外资企业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链稳定的较好前景。

综上,从纯粹的经济因素来衡量,除非放弃或大幅降低中国市场的巨额利益,依赖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跨国公司,短期内大幅迁出中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依赖中国产业链进行生产和研发的跨国公司,短期内迁出中国也需要相应的时间,寻找可能的替补国家和生产研发团队等;既不依赖中国市场也不依赖中国生产和研发的外资企业,最可能迁移,但这样的外资企业占比不高。

三、产业链可能的局部调整是什么?

(一)产业链可能的局部调整

从公共卫生安全和抗疫物资安全的角度,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的产业链很可能会受疫情影响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某些国家的政府甚至可能会将产业链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助力本土企业的发展。

因产业链自身的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全球产业链调整差异较大。相比简单的产业链,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密集的、相对复杂的产业链调整是不容易、更加耗时和成本较高的。

(二)不断加码的政治因素

从近年来的动向来看,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产业链回迁或转移的声音和动作一直不断,主张加强美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另一方面,除了产业链回迁,美国政府对于国际经贸尤其是中美经贸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

这次疫情冲击客观上给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安全的观点再次放大的机会,也可能给中美经贸关系注入新的影响因素。经历这次疫情,美国政府和民间会更加注重本土产业战略和政策的实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从国际政治角力的角度,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的政策动向和声音,某种程度上是疫情冲击下对于本国产业链安全和布局的考量和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经济竞争与谈判的筹码。

四、疫情对产业链的现实冲击有多大?

(一)影响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

从当下的影响来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一方面,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并持续时间较长,中国产业链的相关进口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会对国内扩大内需带来制约;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冲击也会对中国国内的最终消费、产业链的投资需求带来相应的影响,反过来制约供给侧。

(二)具体的产业部门影响

现有的产业链进口国别风险实证分析显示,如果欧美国家经济受疫情影响加重,中国的汽车、机械、化工、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的进口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冲击;大豆、半导体、棉花、铁矿石和煤炭等暂时属于供给冲击影响较小的产业。此外,一些产业的供给冲击影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有待继续跟踪研究。另外,全球经济的萎缩也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造成新的冲击和影响。

五、中国产业链自身的短板何在?

(一)部分产业的依存度较大

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等方面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

(二)研发投入和市场结构有待优化

从研发(R&D)投入的占比和结构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发密度整体还不高;另一方面,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重开发、轻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除了研发投入的占比和结构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和试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复和低水平研究、经费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产学研需要更好地衔接等问题。

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企业规模也不够大,影响制约着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

六、补短板要敢于超越比较优势

(一)既有的局限

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提醒违背比较优势的可能成本;但是,这不意味着那些成功转型升级的经济体总是依据比较优势来决策,更不意味着有人以此作为拒绝进入更高级产业的借口。只有通过提升学习和创新能力,实现本国生产率的持续升级,超越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之类的资源禀赋之上的既有比较优势,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国际分工地位和自身福利的根本改善。

风险往往和获得的收益密切相关,成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力。如果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固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意味着后发国家将不能生产自己所需的工业品和服务,更谈不上通过学习和创新来参与更高级的国际分工与合作。

(二)中国和韩国的案例

正是选择了一条动态的比较优势之路(而不是严格遵循比较优势),大量类似韩国三星这样靠农产品贸易起家的贸易商才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来提升和改变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将之转换为自身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

愿意学习、自主创新、敢于竞争,善于通过学习和创新来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将之转化为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也是华为、中车、京东方等一批成长起来的中国高技术领军企业的典型特征和经验所在。

七、自主创新需要产业政策和“企业家精神”

从国家整体利益和产业安全的角度,中国产业发展战略至少要有多个不同的实施路径和备选方案。对那些对外依存度高、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和领域,即使暂时不具备相应的比较优势,企业也要敢于进入、积极进取、更加自主,逐渐积累产业技术能力,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该给予大力支持。

在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本土企业坚持开放式的自主创新(既不排斥外来的技术,也不依赖外来的技术),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不二出路。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坚持自主创新、善于学习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多数国家开展大规模高技术创新活动的共同特征和必要条件

国内国际经验都表明,在补短板的技术赶超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企业自主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疫情影响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调整,会促使各界更加重视产业链短板,也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和企业的自主创新。

八、从防风险到补短板,筑牢中国产业链

理想的中国产业链应该更加自主、安全、创新、竞合与包容。从当下和短期来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才能维护产业链平稳运行。第一,中国企业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化解和防范。第二,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资源管理。第三,发挥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第四,积极发挥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反周期”调节角色,熨平产业链波动的影响。第五,着眼于战略性产业和领域,产业政策有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难题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瞄准产业链短板和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生产研发。

从中长期来看,筑牢产业链的基础,中国既要着眼当下的宏观经济总需求,更要考虑可持续的产业链供给能力。一是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加注重通过自主性的学习和创新来筑牢产业基础。二是更加注重培育大企业领军的产业集群,加强上下游企业的产业联系,构建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三是更加注重培育和壮大中国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内需求对于企业商品和服务的导向作用,降低中国经济尤其是某些产业的对外依存度。四是注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不是短期资本,更不是投机资本),有能力、意愿与发展伙伴共担风险、互帮互助、长期发展。五是注重维护产业链的包容性,扩大全球产业链的社会基础,让更多国家和人群从中受益。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831日发表,作者:周建军,单位: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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