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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扩大开放背景下服务型制造的“逃离竞争效应”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原标题为《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作者:张峰,战相岑,殷西乐,黄玖立,单位:南开大学全球营销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时间:2021-07-14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坚定开放中国市场、实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贸易自由化给国内制造业带来了更强的竞争冲击。有关进口竞争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熊彼特效应”,即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会降低本土企业的利润;二是“逃离竞争效应”,即进口竞争会倒逼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生产率,从而“逃离竞争”。进口竞争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是否预示着制造业可以通过一定途径主动规避乃至扭转进口竞争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从“熊彼特效应”到“逃离竞争效应”的转变?探讨该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政策启示。

塑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是制造企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关键。服务主导逻辑认为来自价值链下游的服务端同样是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在产品中融入现代服务要素已经成为创新型制造企业的鲜明特征,这有助于企业形成独特的差异化优势、有效应对竞争。作为全球制造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新兴潮流,IBM等国外企业已将发展重心从产品向服务转变,从单纯提供产品转为提供“产品+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中国服务型制造也已步入发展阶段。“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相融合,“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

研究发现

张峰、战相岑、殷西乐和黄玖立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上的论文《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探讨了服务型制造应对进口竞争的有效性。该文选取20002016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匹配上市公司财务、手工整理的服务业务以及进口关税等多重来源数据库,用服务业务收入占比刻画服务型制造程度,建立了服务型制造和进口竞争的交互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服务型制造和进口竞争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且呈现倒U型的曲线变化趋势。在初始阶段,服务型制造有助于改善企业面对进口竞争的经营绩效;然而,随着服务业务占比的持续增加,服务型制造的正向效应呈现递减趋势。该文从收益(差异化竞争优势)、成本(成本竞争优势)两个方面解释了服务型制造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差异化竞争优势是服务型制造产生正向效应的关键,然而,随着服务业务比重的加大,这种差异化优势同样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该文认为服务业务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结果。当前,中国服务型制造仍以附加值较低的基础性的产品相关服务为主、而以高附加值的用户支持服务为辅。另一方面,服务型制造需要相应的资源投入,持续提高服务业务比例会显著增加运营成本。差异化优势减弱的同时伴随运营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服务型制造的正向影响效应先增强、后减弱。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面对进口竞争时,相对于非东部沿海企业,东部沿海企业存在更强的动机以及拥有更强的市场化能力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不同于高科技企业依靠技术领先或者产品差异建立竞争优势,对于技术更为同质化的非高技术行业而言,服务型制造是其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主要策略。

研究启示

该文结论为地方政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对外开放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会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例如,通过将服务与制造要素融合实行服务型制造。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不仅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而且会倒逼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促使本土企业不断打造核心竞争力。因而,地方政府要持续扩大开放,以进口和外资带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借助扩大开放之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要不断优化进口结构、聚焦高质量进口,从而对国内制造业转型形成更强的冲击和带动效应。

第二,面对进口产品的冲击,服务型制造可以有效建立差异化优势,创造独特的用户价值、提升用户忠诚度。因此,在扩大开放背景下,制造业除了加大研发投资、推动产品端创新,还应当重视来自服务端的创新,通过将无形的服务要素与有形的产品要素充分融合,为用户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然而,当前中国服务型制造水平并不高,一是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二是以基础性服务为主、高附加值服务为辅的服务业务结构不合理。因此,制造业尤其要注重开发附加值更高的用户支持性服务,整合高质量产品和现代服务要素供给,而不要局限于以推动产品销售为目的的产品相关服务。制造业可以考虑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管理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相融合,通过融入现代服务要素打造“产品+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整体性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的服务捆绑性销售。

第三,地方政府应当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的价值转型和结构升级,而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方向。在推动服务型制造进程中,地方政府应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出台财税扶持政策、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制定服务业务内容目录和评价体系等引导和激励辖区内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地方政府要完善平台支撑,推动5G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率先创建一批面向制造业的专业服务平台,完善与服务型制造紧密关联的一系列公共服务。此外,地方政府还要搭建多层次国际交流平台,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国际交流合作。

第四,在推动服务型制造、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层次或分步骤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两个层次或内涵:一是从单一产品向综合性“产品+服务”转变,更进一步是从基础性的产品相关服务向高附加值的用户支持服务转变。对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重点发展第一个层次,引导本地企业实现由产品向服务导向的这一基础性转变。对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可以引导企业加快服务升级步伐,激励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整体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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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QitUaMOfB7rzPT2div4ciA